批评的维度

阅读这样一篇美文，你至少能得到如下收获：对时代的把握、深入的阅读、真诚的批评、深刻的人生体验、广泛的艺术修养。我们得到的不仅仅是对张爱玲的真诚劝告，还有丰富的文学史知识，以及对于人生箴言式的体悟。

批评有很多种。有的人只钟情于一种严肃的文学，以为天下真理为其一人掌握，凡是与此不相符的便破口大骂。有的人喜欢阅读的快感，注重文字的优美，凡是看到生硬的知识与思想也会破口大骂。还有的人一肚子学问，平生拥有太多的理论，所以，一旦拿到一部作品，便立刻会套用某种理论将此作品解读得神乎其神，千古一绝。这三种人都可以算是批评家。前两种批评算是真正的批评，第一种重意义与精神，第二种重文本与修辞。授的批评；最后是大师的批评，即公认的作家的批评。”我们共同的感觉是专业的批评多了，但大师的批评太少了。

批评的维度

事实上，第一个维度本身也有多重维度。从大的方面来看，文学有两部分构成，一是文字的形式，即文本，它包括结构、修辞等；二是文字背后的思想、精神，即文字背后的意义世界。老子说，空为用，实为利。前者是载体，是被利用的工具，后者则是真正要表达的意思。两者是一个整体，很难割裂。即使是一个人自言自语也是如此。这是自古以来人们常说的一个真理。但有两个人使这种存在发生了弯曲。一个人是索绪尔。他通过一本并不算厚的《普通语言学教程》使语言从一种简单的载体中解放出来，变成了一种独立可以存在的存在。这是不可思议的变化。索绪尔的贡献在于，将语言作为一种科学的手段加以分析，使这样一种类似于空气的存在变得有了规则，有了其自身的秘密。另一个人是海德格尔。海德格尔对于诗歌的影响是巨大的。他提出“原初命名”这样一个诗学的概念，并且宣称：“语言是存在的家”。海德格尔强调了语言对于人类的重要性，但同时也说明语言和存在是密不可分的。如果非要把语言与存在本身分开，那么，语言也就被吹散于空中，不可能有其形式了。在这里，存在就是一个意义世界。

我先讨论《金锁记》。

我有好几个硕士，本是很有文采的，一进校，我就让他们写一些小说或诗歌的批评感受。每个人都是真正地读了要批评的文学作品，且他们的感受也是真实的。当他们把这些感受写下来，并拿来让我看时，我为难了。到底怎么评价他们的文章呢？说真的，除了思想还欠深刻之外，我觉得他们的文章都是美文，句句都是真切的感受，但是，从学院式论文的要求来看，这些文章简直就是小学生作文。后这还是批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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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样叙述，是要揭示一个真实，即批评的失范，批评的无意义。批评者与先锋派作家们一样，都在说一些形式主义的话语。到了新世纪之后，凡是有占名气的批评家又被大学的华美请柬吸引。这也没什么，问题在于，在大学僵死的学术机制下，批评家又被另一种形式主义的论文所束缚。文艺女神彻底地隐遁了。

小说的批评世界似乎稍好一些，但其实也是表象。这种现象主要存在于80年代初。那时是人被重新解放的时代。中期，先锋小说上场，形式主义大行其道。在那时，形式主义并非贬义，而仍然是一次关于文体的革命。它甚至就是内容。这在现当代中国文学史上是非常重要的一页。小说家在运用语言、叙事手段等方面显示了从未有过的聪明与机智。只可惜，这样一场美学上的革命在80年代末随着其它的运动都宣告结束了。

在一个低气压的时代，水土特别不相宜的地方，谁也不存什么幻想，期待文艺园地里有奇花异卉探出头来。然而天下比较重要一些的事故，往往在你冷不防的时候出现。……张爱玲女士的作品给予读者的第一个印象，便有这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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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是很长时期的缄默。从那个先锋文学的运动场上扬名的作家，再也不愿意到现实主义那种鲜明批判社会的运动场上。他们对文以载道的理解有些过了，以至于对道本身也产生了反感。他们只重视感性。这导致从90年代文学失去了声音。文学搬到了郊外。在广场上，发表演讲的是大众文化，是流行的声音。文艺女神在荒原上流浪。

批评在今天失去了双重自由。形式的自由和思想的自由。钱谷融式的评论是不可能被发表的。这是莫大的悲哀。我们曾经熟悉的一些年轻的有才情的批评家，后来在大学华丽的召唤下，搬进了深深的充满纸灰味的高楼高府，然后，在那里造出来的文章，就再也不是原来的那种感性的、先锋的、年轻的美文了，而是充满了枯枝败叶的、到处都是知识罗列的学究式的考据文章。似乎他们再也走不进文本，同时也与时代疏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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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作者第一个长篇只发表了一部分的时候来批评，当然是不免唐突的。但其中暴露的缺陷的严重，使我不能保持谨慈的缄默。

白话诗歌从发端到现在，已经快百年了。在不同时期，总是有一些人对其形式进行探索。如徐志摩、戴望舒、闻一多早期的实践主要在于格律上。“戴着脚镣跳舞”是他们对诗歌美与自由的总结。到了80年代的先锋时期，口语诗流行，诗人们追求汉字内部的韵律。但是，这两次探索都没有形成共识。诗歌的门槛越来越低，仿佛只要说话就可以成为诗歌。韩寒批评赵丽华式的诗人是会打回车键的人。可见，在诗歌的评论上，我们已经失去了应有的标准，就像傅雷先生所说的那样，我们失去了对文艺女神的贞爱。

我曾经给他们推荐过若干篇20世纪批评家写的美文。此种感性在现在的文学评论中已经很少见了。可以想象，钱谷融对于《雷雨》的熟悉犹如对自己的熟悉，他曾经无数次地玩味过这部作品和其中的人物，所以一旦他写下文字，就仿佛走进了人物的内心。这样的文章不是硬评出来的，而是从心里流出来的。是动了情的。但是，在消费阅读的今天，在学院派八股文式的评论中，这样的美文已经不可能存活了。它必然被批评为幼稚和不懂学术规范。才情被扼杀了。我的学生们被迫放弃他们的感性、想象和充满才情的写作，被迫去大段大段地引用别人的东西。在那些文章里，到处都是双引号，到处都是重复的资料罗列，让人不忍卒读。

我愿意把里面的一些章节像说一件陈年旧事一样翻出来请读者再感受一次：

今天还有这样的文章吗？当然少。可然不能。我们来到了一个过于注重规范而轻视才华的时代。我们把批评家都当成了工具。我们很少把批评家当成作家。而即使是作家，也被学者所轻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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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环套》的主要弊病是内容的贫乏……少一些光芒，多一些深度，少一些词藻，多一些实质，作品只会有更完满的收获。多写，少发表，尤其是服侍艺术最忠实的态度。文艺女神的贞洁是最宝贵的，也是最容易被污辱的。爱护她就是爱护自己。

今天，很多人都说要恢复文学评论的公信力，怎么恢复？学评论首先应该恢复其鲜活的与时代贴近的形式，要解放其僵死的形式，然后要与时代接气，最后要养气，提气，使文学拥有鲜活、独立、自由的品性。这也就是批评的维度。我始终觉得，批评有两个维度，一个是要站在文学的本质立场上，维护文学的精神、立场、独立与自由，从这个意义上，对所有的文学都发出真诚的批评。如刘勰的《文心雕龙》和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如傅雷对张爱玲的评论。作家和批评家应该像傅雷所讲的那样，要维护文艺女神的贞洁，要爱护她。另一个是要站在当下的维度来观察，把文学放进时代的气场去体验和批评，使文学始终与当下的现实密切相关，使文学与评论在时代中在场。只有这样，才不失其评论的中肯。评论不是毫无节制地批判，而是有见地发出真诚、深刻、让作家和读者都信服的声音。公信力也会在这样的基础上慢慢升起，挥动其灵魂般的手臂。

（《倾城之恋》）勾勒的不够深刻，是因为对人物思索得不够深刻，生活得不够深刻……华彩胜过了骨干；两个主角的缺陷，也就是作品本身的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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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给学生们推荐李泽厚的文章，尤其是评论陈独秀、胡适与鲁迅的那篇。大气磅礴、纵横捭阖、深入浅出、才华横溢。那不仅需要文学的修养，同时还需要深厚的哲学与史学修养。文学被嵌入时代的内核中了，它成为一个复杂时代最热情、最生动、最形象的那部分，在它的周围，弥漫和包围着其它的气体、空间和时间。可是，今天还有吗？今天文学不但成为知识最硬的那部分，而且成为一种门户很清晰的一派，仿佛从人类中分家出来的儿子，在边缘地带另建院落一样。从这里往人类的中心去看，已经有些遥远，想走也走不进去了。

徐兆寿